唐宋墓誌寫作比較：以〈柳子厚墓誌銘〉和〈尹師魯墓誌銘〉為例
東凌
﹝國立政治大學﹞
墓誌對於金石學者和歷史學者都有重要的意義，能為我們提供大量傳統史料所未見的記載。墓誌起源原則上說來是西晉，儘管其為數不多。而其後在唐時期達到巔峰，宋代則少之許多，但各有風采。本篇報告主要以唐代古文運動倡導人韓愈的〈柳子厚墓誌銘〉，和北宋古文運動領袖歐陽修〈尹師魯墓誌銘〉兩篇的「序」，粗略比較唐代和宋代墓誌寫作之變革與異同。但要了解墓誌，首先得從墓誌銘和墓碑文開始理解，一般大家在體裁上就會有概念不清楚甚至混淆的狀況，容我以下先費些篇幅解釋。
墓碑文
墓碑是立在地面上的，早期有許多用途，其中一個型態如《禮記•檀弓下》記載︰「公室視豐碑」，見鄭玄注說「豐碑，斫大木為之，形如石碑，于槨前後四角樹之，穿中于間為鹿盧，下棺以繞」，我們可見，早期只是它立在墓地前的碑，木質且沒有文字，只承載棺槨下葬的功用，和後來墓碑的意義不相同。
東漢以降的墓碑，才具我們現今了解的意義，和秦與先秦刻石記念與歌功頌德的傳統有關。《墨子•兼愛》說「古者聖王……書于竹帛，鏤于金石，琢于盤盂，傳遺後世子孫者知之。」；《史記•秦始皇本紀》也記載「 南登瑯邪......。 復十二歲。作瑯邪臺，立石刻，頌秦德，明得意。」且 《禮記•祭統》說「銘者，論撰其先祖有德善、功烈、勛勞、慶賞、聲名，列于天下，而酌之祭器，自成其名焉，以祀其先祖者也。」所以當刻字紀念成為傳統， 蔡邕《銘論》才說「物不朽者，莫不朽于金石，故碑在宗廟兩階之間，近世以來，咸銘之于碑。」墓碑上便有了文字。
墓誌
考古上的證據顯示，東漢已出現「墓記」、「石槨題字」等記錄墓主的相關資訊的刻字資料，而這些文字一般都刻在墓室裡面；同時東漢後興起的墓碑，在魏晉主薄葬政策下開始衰退，而轉以西晉時的墓室內小石碑之樣態出現，成為後來廣義而言的墓誌。簡單說來，墓誌就是埋在土裡、納入墓內或墓旁，以表示對死者的紀念，便後人稽考的刻石。
墓碑文和墓誌都是在讚揚該死者的功德勳名，墓誌雖亦然但也頗重在記事。因為墓誌包含了「題」、「序」、「銘」三個部分，在寫作方式，「題」是雕在蓋上的標題；「銘」多為典雅的四言韻文；而「序」即可說是「誌」，以散文書寫。本報告的唐宋墓誌比較，專就「序」文而言。
唐代大曆以後的墓誌
唐代是墓誌的輝煌時期，關於墓誌的選用，我選擇大曆以後。此時期韓愈力倡古文運動，元白口語風格的詩作，皆圖擺脫駢體文的頹靡，而墓誌對墓主的介紹也會更為清楚詳實，價值頗高。挑選這時期的墓誌作比較對象，也好跟古文風氣繁盛的宋代散文﹝墓誌﹞相提並論。
韓愈〈柳子厚墓誌銘〉便是代表性的篇章，文章標題沒有書寫柳宗元的官職，本身就是很大的特點。韓愈〈殿中少監馬君墓誌銘〉、〈試大里評事王君墓誌銘〉等作，皆書墓主之官職而不書其名，柳宗元對韓愈及當代的意義乍然可見。內文有云：
子厚，諱宗元。七世祖慶，為拓跋魏侍中，封濟陰公。曾伯祖奭，為唐宰相，與褚遂良、韓瑗俱得罪武后，死高宗朝。皇考諱鎮，以事母棄太常博士，求為縣令江南。其後以不能媚權貴，失禦史。權貴人死，乃複拜侍御史。號為剛直，所與遊皆當世名人。
首段便先說明柳宗元的先世，及其相關事件，由於中國人有重家庭聯繫的傳統觀，故先由墓主先世的脈絡及作為塑造出具品格的形象，並引導讀者在重視家庭個人連結的判斷下，對墓主的人格性情能有先入的印象，也為後文鋪路。在選取墓主先世的經歷為撰文材料時，也隱含作者對墓主人格的價值判斷與肯定。
子厚少精敏，無不通達。逮其父時，雖少年，已自成人，能取進士第，嶄然見頭角。眾謂柳氏有子矣。其後以博學宏詞，授集賢殿正字。俊傑廉悍，議論證據今古，出入經史百子，踔厲風發，率常屈其座人。名聲大振，一時皆慕與之交。諸公要人，爭欲令出我門下，交口薦譽之。貞元十九年，由藍田尉拜監察禦史。順宗即位，拜禮部員外郎。遇用事者得罪，例出為刺史。未至，又例貶永州司馬。
本段言柳宗元少時頗有聲譽，然而才能高妙卻沒辦法被用，成為老天的玩笑，皇帝的玩棋。
居閑，益自刻苦，務記覽，為詞章，氾濫停蓄，為深博無涯涘。而自肆於山水間。元和中，嘗例召至京師；又偕出為刺史，而子厚得柳州。既至，歎曰：“是豈不足為政邪？”因其土俗，為設教禁，州人順賴。其俗以男女質錢，約不時贖，子本相侔，則沒為奴婢。子厚與設方計，悉令贖歸。其尤貧力不能者，令書其傭，足相當，則使歸其質。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，比一歲，免而歸者且千人。衡湘以南為進士者，皆以子厚為師，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為文詞者，悉有法度可觀。
被貶謫後沒有灰心喪志，仍然刻苦自勵，說明柳宗元的自律奮發的精神，並依此推及人，展現儒者應有的生命實踐和廣大心胸。韓愈曾說柳宗元的文章「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」，肯定了其道統的高度，本段雖言政績，但更長的意味在藉其具體作為，言明柳宗元擁有文如其人的儒者情操，也有感化人的能力，不是逢場作秀。這樣的精神更在下段表明。
其召至京師而複為刺史也，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，當詣播州。子厚泣曰：“播州非人所居，而夢得親在堂，吾不忍夢得之窮，無辭以白其大人；且萬無母子俱往理。”請於朝，將拜疏，願以柳易播，雖重得罪，死不恨。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，夢得於是改刺連州。嗚呼！士窮乃見節義。今夫平居裏巷相慕悅，酒食遊戲相徵逐，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，握手出肺肝相示，指天日涕泣，誓生死不相背負，真若不信；一旦臨小利害，僅如毛髮比，反眼若不相識。落陷穽，不一引手救，反擠之，又下石焉者，皆是也。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為，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。聞子厚之風，亦可以少愧矣。
本段摯情摯深，再度說出柳宗元的道德在生命裡的實踐，願意以被貶去比原本更惡劣的環境，甚至不惜一死取代朋友的困窘。這一切行為早超越一般人情所能理解。刺客列傳的「士為知己者死，馬為知己者良」，看出劉柳之間交情多麼深厚，也是史公筆下的刺客性情，也應是史公所欽佩的對象，值為儒家道統的典範。這樣的人竟只能在貶官裡掙扎。韓愈也藉柳的精神，控訴世界的虛假，感嘆儒者的悲哀，寫柳宗元也怒怨世界的不平。而韓愈此種寫法之可觀也在藉由對其人的了解及深邃的情感，生動寫出墓主不為人知的過去。但他最後也沒忘反思。
子厚前時少年，勇於為人，不自貴重顧籍，謂功業可立就，故坐廢退。既退，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，故卒死於窮裔，材不為世用，道不行于時也。使子厚在台省時，自持其身，已能如司馬刺史時，亦自不斥；斥時，有人力能舉之，且必複用不窮。然子厚斥不久，窮不極，雖有出於人，其文學辭章，必不能自力，以致必傳於後如今，無疑也。雖使子厚得所願，為將相于一時，以彼易此，孰得孰失，必有能辨之者。
若柳氏能多愛惜自己，如今也不至於此，是反省柳宗元自己的為人；若是被貶謫後能有顯貴能幫他，那也不至於此，是對外在環境反省。倘若相反的，柳氏今天功成名就了，沒有窮困到極點，那他的生命和文章著述一定也沒有辦法不朽。立德立言立功難以兼得，柳氏成功與否，最終交付歷史正義，成為韓愈最後冷靜的一嘆。
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，年四十七。以十五年七月十日，歸葬萬年先人墓側。子厚有子男二人：長曰週六，始四歲；季曰周七，子厚卒乃生。女子二人，皆幼。其得歸葬也，費皆出觀察使河東 裴君行立。行立有節概，重然諾，與子厚結交，子厚亦為之盡，竟賴其力。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，舅弟盧遵。遵，涿人，性謹慎，學問不厭。自子厚之斥，遵從而家焉，逮其死不去。既往葬子厚，又將經紀其家，庶幾有始終者。銘曰：是惟子厚之室，既固既安，以利其嗣人。
這是最後一段以及「銘」的部分，言柳氏的後事與家庭概況。
針對「序」，墓誌的寫法基本上從北魏下來就已經固定了﹝根據我歸納《漢魏南北朝墓誌彙編》的諸多篇章﹞，內容多先言墓主的先世與其任官；而後墓主的各類介紹，大致分別為少年經驗，任官表現等順序。〈柳子厚墓誌銘〉也體現了這樣的傳統。
北宋墓誌
唐大曆以後墓誌逐漸脫離駢體的寫作形式，走向散文化。北宋文壇在歐陽修等人的領導下，墓誌散文化特徵更形鞏固，所以我選擇當代古文領袖歐陽修的〈尹師魯墓誌銘〉，作為與韓愈比較的對象，同時也能達到理想的比較基準。
和韓柳二人相同的是，歐陽修和墓主尹師魯也都是陳年老友，標題也都沒有寫對方的官位，而只寫姓字。但內文的書寫，卻已有非常顯著、代表時代性的差異。歐陽修內文云：
師魯，河南人，姓尹氏，諱洙。然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稱之曰師魯，蓋其名重當世。而世之知師魯者，或推其文學，或高其議論，或多其材能。至其忠義之節，處窮達，臨禍福，無愧於古君子，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未必盡知之。師魯為文章，簡而有法。博學強記，通知今古，長於《春秋》。其與人言，是是非非，務窮盡道理乃已，不為苟止而妄隨，而人亦罕能過也。遇事無難易，而勇於敢為，其所以見稱於世者，亦所以取嫉於人，故其卒窮以死。
首段便先從時人的認知與讚許，側寫墓主尹師魯在文學、議論、材能和節操三方面之卓然，後面藉作者對墓主的熟悉而概述其主張、經歷與行為，也成為後面敘述的主旋律。我們可以看見，同是首段，寫法和韓愈以及自魏晉時期傳下來的墓誌內容的書寫傳統，已經不同。﹝韓愈先概略柳宗元的先世﹞
師魯少舉進士及第，為絳州正平縣主簿、河南府戶曹參軍、邵武軍判官。舉書判拔萃，遷山南東道掌書記、知伊陽縣。王文康公薦其才，召試，充館閣校勘，遷太子中允。天章閣待制范公貶饒州，諫官、御史不肯言。師魯上書，言仲淹臣之師友，願得俱貶。貶監郢州酒稅，又徙唐州。遭父喪，服除，復得太子中允、知河南縣。趙元昊反，陝西用兵，大將葛懷敏奏起為經略判官。師魯雖用懷敏辟，而尤為經略使韓公所深知。其後諸將敗於好水，韓公降知秦州，師魯亦徙通判濠州。久之，韓公奏，得通判秦州。遷知涇州，又知渭州，兼涇原路經略部署。坐城水洛與邊臣略異議，徙知晉州。又知潞州，為政有惠愛，潞州人至今思之。累遷官至起居舍人，直龍圖閣。
本段主要言尹師魯歷官對他的重大事件，並也透露其節操和材能，敘述相當詳盡，儼然史傳般具體詳細，毫無情感也沒有作者的價值判斷，情趣淡淡如水。
師魯當天下無事時獨喜論兵，為《敘燕》、《息戍》二篇行於世。自西兵起，凡五六歲，未嘗不在其間，故其論議益精密，而於西事尤習其詳。其為兵制之說，述戰守勝敗之要，盡當今之利害。又欲訓土兵代戍卒，以減邊用，為御戎長久之策，皆未及施為。而元昊臣，西兵解嚴，師魯亦去而得罪矣。然則天下之稱師魯者，于其材能，亦未必盡知之也。
尹師魯居安思危、深謀遠慮、勇於軍事改革等形象，扣回先前所述的材能；而後言其不遇，想法不採於世，並更進一步說出當時稱讚他的人，其實也未必很瞭解他，道破了世俗一層空泛假象。整段的敘述依然平平淡淡，沒有融入作者的情感，只有記實的資料與適當分量的讚賞。
初，師魯在渭州，將吏有違其節度者，欲按軍法斬之而不果。其後吏至京師，上書訟師魯以公使錢貸部將，貶崇信軍節度副使，徙監均州酒稅。得疾，無醫藥，舁至南陽求醫。疾革，隱几而坐，顧稚子在前，無甚憐之色，與賓客言，終不及其私。享年四十有六以卒。
本段第一部分引述了尹師魯的被構陷的一段經歷作材料，輾轉被貶；第二部分言其生病卻沒能得藥，病情加重了也都強忍痛苦，與人對談也都想到對方而少考慮自己。這一段可以說是一個關鍵的拼圖，戛然而止的收尾造成韻味不止，與前面幾段文字，強化尹師魯不遇、不己知、孤獨但大公的鮮明形象。
師魯娶張氏，某縣君。有兄源，字子漸，亦以文學知名，前一歲卒。師魯凡十年間三貶官，喪其父，又喪其兄。有子四人，連喪其三。女一適人，亦卒。而其身終以貶死。一子三歲，四女未嫁，家無餘資，客其喪於南陽不能歸。平生故人無遠邇皆往賻之，然後妻子得以其柩歸河南，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先塋之次。餘與師魯兄弟交，嚐銘其父之墓矣，故不複次其世家焉。銘曰：藏之深，固之密。石可朽，銘不滅。
這是全文最後一段，包含了「銘」與尹氏之家庭與後事。
總結
同樣是寫彼此好友，寫不遇的操遇、寫他們卓越能力與節操，兩位古文大家的表現手法截然不同。首先內容方面，韓愈摯情摯性，感人肺腑，呼天般哀悼與控訴世界對柳氏的不善，完善編排柳氏解救與教化其任官地的人民，與用節操和愛心協助朋友劉禹錫的史料，使得讀者心情難以不隨運筆而浮動；歐陽修則盡可能完整陳列尹氏的各樣事蹟，沒有太多情感投入，但將全文資訊整合，依然可以感受到尹氏不遇又孤獨活著的悲哀後勁，情緒都讓讀者自己填補。
兩篇文章同時也體現唐宋兩個時代基本面的不同。唐代如酒，讀完韓愈如讓人醉在他豪大的情感；宋代如茶，讀完歐陽修則越品越有味，越讀越哀傷的回甘。
再來結構方面，韓愈遵守墓誌首寫墓主先世，後分述墓主任官前後事蹟的書寫傳統；歐陽修則完全不遵守此，且使墓誌更往傳記文學前進。最後一段﹝包含銘﹞，都寫墓主的家庭和後事，大體上則是相同。
墓誌可以讓我們理解更多作者不為人知的背景，甚至是時代風氣的流變。不僅於此，有關歐陽修寫〈尹師魯墓誌銘〉，被死者家屬批評太過簡短，用詞不夠潤麗引起的爭議，北宋常見的「央託德行之士寫墓誌銘」﹝參考曾鞏〈贈歐陽舍人書〉﹞，以及作者在開頭表明墓誌銘寫作動機的現象﹝參考歐陽修〈張子野墓誌銘〉﹞，也都相當值得我們注意，並且更加有助我們認識那個時代，那個作者。
參考資料
1. 清• 吳楚才、吳調侯《古文觀止》
2. 高步瀛《唐宋文舉要》
3. 王珂〈墓誌銘與墓碑文考辨〉﹝《中國社會科學報》2012年12月12日第391期﹞
4. 裡波〈歐陽修寫墓誌銘〉﹝《學習時報》﹞
5. 《史記》
6. 《禮記》
7. 《墨子•兼愛》
8. 《漢魏南北朝墓誌彙編》
9. 《唐代墓誌彙編》
